“当前很多年轻人感到焦虑，他们认为也许创业是一种摆脱工作焦虑的路径，但最终发现整个创业环境比想象的艰难太多。”幸知在线女性心理成长平台CEO潘幸知认为，在创业中，资本游戏被过度放大，一些80后创业者为了拿到启动资金，包括对赌协议在内，能签的不能签的都签了，还有很多创业者承受着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”的巨大压力。
近日，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走访北京、重庆、深圳等地了解到，80后创业者已成为技术创新，特别是“技术+模式”创新的主力军，创业风气日渐浓厚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吐露心声，目前面临资金、技术、管理、市场等方面的挑战。
“不想只为资本卖命”
“我们不想沦为只为资本卖命却无法创造社会价值的青春出卖者。”一位曾在媒体就职、后来辞职进入某科技公司的80后创业者周南（化名）说。
“容易找的是钱，不容易找的是有远见卓识的钱。”作为一家技术和模式双创新的公司，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创业团队这样回顾在过往融资中的遭遇。这也是近几年VC行业红红火火背后，创业者们感受到的另一面。
这家科技公司是一个80后占绝对多数的创业团队，近10位合伙人中超过一半是80后，核心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。这家公司致力于开发下一代健康监测智能家电，用户能在无创、无扰的使用中，短短几十秒内就获得关于自身健康的数十个关键指标。这套系统瞄准的是一系列具有致死性风险的健康问题。
两年多前，这家公司拿到了国内一家VC数千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，估值高达数亿。这让团队在过去两年可以安心研发，在检测设备、芯片研发、AI研发、服务开发等方面取得了全面进展。近期，该公司在业内小范围进行了产品原型机的展示，引起业界极大的兴趣。
但显然，能遇到沉得住气的VC是需要一些运气的。这家公司在最近的融资中，就明显体会到了资本市场更“主流”而无奈的现状。该公司内负责工业制造的合伙人宋先生说，自己公司这样的“生意”，不是受今天中国市场VC喜欢的“主流故事”。
“在这个有些缺乏耐心的时代里，VC们，特别是那些所谓的‘教父’们，往往可以通过联手炒作风口，寻找接盘侠，获得丰厚的资本回报，将风险投资变成金融游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能够催生的一般是单纯的模式创新项目，这些类型的项目容易形成风口，引人追踪，最符合资本的原始渴望。而技术类创新的项目，由于其本身较高的技术壁垒，和独特的商业模式，不太符合VC们造风口的需求，因此很难成为‘主流’VC界的宠儿。”这家公司的医学合伙人魏先生深有感触地说。
位于北京的资立方信息科技公司是一家海外投资综合服务平台，该公司创始人王冠认为，目前中国的部分VC机构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，而是在以固定收益的方式做风险投资，比如签订对赌协议，赋予创业者无限连带责任，几年内没有实现上市，必须承诺回购。投资方把回购条款设为基本条款，这实际上是在抑制创新。“要求回购、对赌、多少年上市，这样的创业基金投不出来伟大的公司。”
80后创业者、北京华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安宁说，跟60后、70后创业者相比，80后创业者较少介入传统的房地产、汽车、基础设施等资源型领域，更多关注互联网、新零售、消费领域，但这类创业领域门槛低，可替代性强，市场竞争极为激烈，稍有落后就会被同行超越，因此也是压力最集中、资本回报要求最直接的行业。
“一直害怕提起失败”
“我们一直以来的思想形态都是崇尚成功者，创业失败了有人挺不过，这是社会观念的问题，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创业失败是正常的，不是羞耻的。”一位创业者表示。
北京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几个月前刚刚关闭，原因是没有找到持续的盈利模式，有股东因此退出。该公司CEO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：“我一开始不好意思对外讲，我们失败了。提起失败，我一直是害怕的。”
北京几何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、几何波士顿办公室负责人常昊告诉记者，作为科技创新不竭动力的硅谷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，创业更像是一种职业——失败了就把公司关掉，或者去大公司上班挣钱，或者接着开下一家公司。如果成功了，也有成熟的退出机制，一次成功的退出，可以支撑此后很多次失败的创业。创业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方式，当前在国内和大部分亚洲国家，创业却往往成为孤注一掷的“人生赌博”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然而，技术创新本来就有很多失败的可能，当社会中存在众多“极端创业者”，整个社会的创新和创业就变得不可持续。
“在中国，很多极端创业者也是被逼出来的。”这位负责人说，当前在国内，创业者和投资人往往并非两个平等的主体。创业团队常常在温饱线上挣扎，他们只有破釜沉舟，在模式创新的赛跑中比对手更不顾死活，从而尽早地逼死对手获得垄断地位，才能早日迎来“躺着赚钱”的一天。
“没有足够资本的创业，营养不够丰沛的技术创新，都是不值得鼓励和宣传的。”在美国成功运营过一家公司的生物信息专家时振说，很多发达国家的投资界对连续创业者十分尊重，他们能够更为理性地看待创业和创业失败。
“一些审批没有照顾创新需要”
“一些不符合时代变化的行政指令，让不少公司面临困境。”一位创业者说。还有创业者表示，有些监管政策一年一变，不利于企业做长期的事业规划。
一家高精制造业初创企业董事长、80后方姓负责人认为，一些行政审批并没有照顾创新的需要。这家公司在深圳建了一个很大的工业实验室，投资近千万元。“实验室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无水，因为水汽影响仪器精准性，所以我们希望实验室内不装消防喷头。但消防部门就是不让我们通过。目前国内很多硬性标准是按照普通工业企业的特点去制定的，而很多高精制造业有自己的特定要求，这让我们觉得很头疼。”
王冠盼望行政审批手续能够再简化一些。他说：“公司运行中碰到很多行政负担。公司行政、会计、出纳，出去办事通常要一天。公司任何一个信息变动，都要携带大量文件原件跑国税、地税、银行五六趟。一些雇佣几十个人的公司一天的运营成本就要好几万，行政手续繁杂等于变相增加用人成本。”
此外，一些行政指令有待积极更新。以共享办公室为例，据一家互联网企业负责人反映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共享办公室的地址视为虚拟地址，必须要有租房合同，有人员在该地址办公。但一些创新的互联网公司，可能很多人在家里就把代码写好了，不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。
还有创业者表示，有些监管政策一年一变，不利于企业做长期的事业规划，导致一些“黑天鹅”事件出现。例如，当年政策支持互联网金融的时候，定性为普惠金融。后来出了“E租宝”事件，全行业成了违规，造成投资人撤资，公司因此死掉。监管滞后于创新，很可能会遏制创新。